本报年终独家采访十位国内外专家，试图从各个角度问诊资本主义困境。改革难寻有效路径、政策缺少回旋余地、金融泡沫积重难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都面临着有心无力的尴尬。危机和问题可能以低烈度状态在西方长期持续，资本主义将处于相当一个时期的“亚健康”状态中。
制度局限绑架国家利益
路易斯·戈麦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西方民主体制存在历史局限性，由于政党交替执政，很难想象某一个政党会以整个国家的集体利益为重。在这种极其狭隘的“政治语境”中，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极端主义、绝对主义和否定主义等产生。这是西方已经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只有通过激进式改革或爆发某种革命性运动才可能发生彻底的制度变革，这在当今现实条件下不太可能实现。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西方国家制度困境主要体现在朝野零和博弈、民粹主义泛滥以及国内矛盾外嫁。反对党上台的希望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中。这种零和关系导致执政党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成为反对党的主要攻击点。此外，由于选民往往最关注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因此为取悦选民而大肆许诺的现象充斥选举，有远见又敢说真话的人却很难当选。后果大多是国家靠赤字支撑财政，民众靠借贷超前消费，形成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最后，在选举政治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向外部转嫁国内政治压力。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推动利比亚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2012年的国内大选。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搞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内政乏善可陈，希望通过向外显示强硬的态度来抵御国内反对派的压力。
王天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剥夺本国人民的财富，还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财富。美国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国内矛盾和危机转嫁到世界各国，必然会唤起世界各国的觉醒，逐步摆脱以美元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兴市场国家要走自己的路
叶夫根尼·阿夫多库申(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几何时，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都是借鉴欧美模式非常努力的学生，如俄罗斯盖达尔团队就是其中代表，他们没有深入、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经济实质，这是区别于中国的明显特点。中国进行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则是完全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模型与理论，由此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当今印度是一个由大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由本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国际金融资本对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种姓制度、教派制度、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体。
政治上，这个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影响下，其民主制度正在受到金钱政治的挑战。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使印度摆脱了“印度式增长”的魔咒，却又陷入“自由市场”的陷阱。政府放松了对国际金融资本准入的限制和对国内银行业及其他金融制度的监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剧，城市和农村公共投入不足，农业发展缓慢，两极分化加剧。印度原有的农业科技研究和开发应用组织，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替代和控制。印度巴拉迪达桑大学的文卡塔斯·阿斯里亚教授等一批学者认为，民生上，大资本家和城市精英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与城市工人和中下阶层以及占印度人口60%以上的农民，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
印度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仅靠资产阶级的良知、非政府组织的热情、国际组织的有条件援助、学者的反思、民众的觉醒是无法解决的，印度亟须根本的制度变革。孟买塔塔社科院院长巴拉苏罗曼反思道：“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为印度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天印度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直接在中国找到解决答案。”
资本主义谋求超越“界限”
恩斯特·罗奥夫(德国“危机”工作室成员)：资本主义触及“界限”并不一定是说资本主义就要瓦解和灭亡了，而是指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能力、通过资本产生更多资本的这一基本目的性无法继续得到维持。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刻画了过去200年历史的基本面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系统形成资本积累，这种累积必将达到一个临界点，使得该进程无法继续，并出现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就意味着社会化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生存能力消退。这些现象目前正在危机国家出现。因此，“界限”更多地指这种发展逻辑，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将要灭亡，并诞生一种新的社会体制。
叶夫根尼·阿夫多库申：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但不能由此来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就要消亡，它仍有生命力，至少在2030年前不会死亡。资本主义会进行相应变革，其社会倾向将加强，如中产阶级会得到大发展，社会将更加民主化等，但资本主义国家保护垄断者利益这一本质不会变化。
李明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学者)：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总体还是有效的。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欧洲不同，欧盟内部的资本主义彼此也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和欧美的也不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如“小政府大市场”等，但不能盲目照搬，需要对其进行改良和修正。
路易斯·戈麦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有一个交集，即政府调节，但政府调节所占的比重不同。总体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正在向政府更多干预的方向发展。
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等都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制度危机。“未来民主政府”不应该属于传统自由派政府，也不该是新自由主义政府，同样不会是简单的福利制度型政府。我主张探索建立一种暂且可称之为“谋略型政府”的新民主政治体制，它建立在可持续性增长和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考量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民主普选出一个“有担当”且“重效率”的科学政府，长远考虑和规划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并把人民利益作为衡量其政策实施有效性的核心参考系。
今后几十年该是西方大胆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时候了，这包括改变现行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盲目扩张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缺乏有效干预的政治经济运作体制。而一个“谋略型政府”则懂得科学处理和协调集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等一系列矛盾体的运作，进而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借鉴和参考，其优点体现在中央政府调控与市场主导性调节的完美统一等，给市场有序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社会凝聚力下降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西方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精神层面。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美国社会是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但是最近这些年，这方面的结论应该出现一些修正。
美国社会已经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贫富矛盾、阶层矛盾、代际矛盾、区域矛盾和族裔矛盾等。这些矛盾在过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只顾享受一超独霸的红利，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上。“9·11”之后又忙于反恐，忙于军事体制、安全体制和情报体制的变革和深化，忽视了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与时俱进的再造。
查理·贝克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系主任)：今年发生的多起媒体丑闻让人们认识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言论自由”非常必要。报纸不能够整天高喊着“言论自由”，同时又做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英国报纸很难为自己有明显不同党派倾向、追求销量和利润、喜欢打探隐私的行为辩护。媒体必须做出巨大的改变，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遵守新闻道德。
迪特·汤美(瑞士圣加仑大学哲学系教授)：资本主义正在侵蚀家庭结构。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努力获得的利益，家庭则要求为他人付出很多。如今大家感觉每个人都应该像资本家一样，不受限制、为了工作而工作、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润为导向。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渗透到了普通阶层人的生活中，很多本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观念被边缘化，家庭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人与人交流越来越少。
李明江：西方道德水平下滑和思想保守倾向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在贸易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要求巴西、印度等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甚至对这些国家要求更严。西方在宗教和移民方面也变得更保守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外扩张。全球化使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彼此冲击，会产生出很多新的思维、新的社会习俗和新的价值观念，意识并没有定型。
政策失误拖累发展
路易斯·戈麦斯：西方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根源之一正是“花的太多，借的太多”。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寅吃卯粮”的提前消费信贷政策不无关联，这种模式既不可持续也完全不足取。信贷在西方很多国家变得非常容易获取，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周期性增长波动还处在下行通道，最后借贷人不堪重负、还不起贷。可以说，政策失误扩大了债务危机的爆发面。
西方福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它一方面受地区人口老龄化之累，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劳动岗位的同步缩减。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当这些劳动人口的储蓄和养老基金被市场证券化打包时，随着危机的深化，福利风险也急剧增大。例如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养老金不断缩水并爆发危机的问题。西方若想跳出这一“福利制度陷阱”，除了逐步吸引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别无他法。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与突破始终不应懈怠，这些应该成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产业发展道路上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最大源泉。惟有如此，经济增长才有牢固的实体经济根基作支撑，也才能切实保障就业岗位供给，继而跳出“福利陷阱”。
李明江：西方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工人有国家提供的高福利保障生活，不愿接受低收入的工作，而把更脏更累的活儿交给发展中国家来的工人去做。“工资刚性”使这些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而政府又支撑不起福利开支，老百姓越来越对体制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