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发生了什么？国人最难忘的，当然首推香港回归。对于长期跟踪分析宏观经济的人，有两件事应该依然历历在目，其一是国际上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货币贬值，财富缩水；其二是国内开始了通货紧缩，并由此进入长达5年的经济低迷，直到2002年。

　　站在2012年，很容易让人想起1997。 国际上，欧洲发达国家接连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实质进展，看来还有的折腾。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速度也迅速下行。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甚至进入萧条的担忧，再次浮出水面。国内，201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两年多，经济增速从超过10%一路下行破8，二季度跌落到7.6%的低位。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6月6.5%的高位下滑到现在的2.2%。更严重的是，经济已经出现了自主收缩迹象。

　　历史惊人的相似，不仅表现在目前的局势上，甚至还表现在发生的轨迹上。1997年的通货紧缩，可以回溯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高通胀，接下来的宏观紧缩，紧缩过度收手不及时，终于在1997开始发生通货紧缩。通缩一旦开始，就会自我加强，因此耗时5年才走出来。

　　同样，本轮的经济收缩，也可以回溯到2008年底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开始的经济扩张，其后的大规模投资和通胀压力，同样导致了2010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现在，调控效果的“充分显现”，不仅表现在通胀压力的下行，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经济已经开始有“自主收缩”的迹象，一些企业已经不愿意贷款了。

　　向1997年汲取经验

　　突破目前的困境，也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线索。走出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仰仗于三件事情。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挖掘出一块巨大的市场需求。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打开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抗经济下行，逐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逐步解决大规模坏账、银行惜贷等问题。

　　在这些效果直接看得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影响不可估量。一方面，国企改制大幅改善了全社会的企业微观运行机制，为未来的更加竞争的局面打开了一扇门。另一方面，国企改制释放了大量的国企职工，这些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以后，贡献出了更大的生产力。不破不立，国企改制的作用，虽然未必直接看得见，但是其深远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了看得见的、作用更直接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然而，2012与1997已经大不相同，1997年的办法，似乎难以再用。

　　首先看住房。住房改革已经十多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启住房需求，而是过剩的投资需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内需不能再靠房地产了。笔者不赞成用限购的办法抑制房价，限购抑制房价的实际效果也还有待商榷，但是高房价副作用大，需要采取措施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高房价的副作用，笔者在这里没有空间展开详述，只想指出两点，一是全社会的如此之多的资源进入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是明显资源错配和浪费，对增长潜力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二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阻碍城市化进程。

　　其次看外需。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而13亿基础教育良好、勤劳肯干、渴望致富的劳动力大军一下子与全世界发育良好的大市场融合，彻底改变了这个星球的经济版图。借用周其仁的形象比喻，这是落差巨大的两个海平面的对接，结果就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强大的外需成为走出1997年的通货紧缩的另一个强大的推力。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欧美经济甚至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行。看来，外需能够维持就不错，大幅增长是很难的了。

　　最后看财政、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依然显著的情况下，积极的政策缺乏空间，但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财政、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具体表现是，一些大项目已经获批，一些减税措施已经在酝酿或实施，央行已经两次降息，并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宏观政策的时机，政策组合的细节，是永远值得钻研和商榷的问题，但是政策转向的确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然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对抗经济下行的一般对策，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外，还需要一些重要的突破口，与之呼应。在1997-2002年的通货紧缩中，倘若没有住房改革和加入WTO这两大推力，仅仅靠财政、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是很难走出来的，至少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两大改革带来的强大需求，不仅把中国经济带出了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其后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帮助消化解决了诸如银行坏账等诸多问题。在增长中消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寻找2012年的突破口

　　那么，2012年的突破口在哪里？

　　外需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只能靠内需。内需中消费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部分，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一般也不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剩下的就是投资。对于政府而言，产业性投资一般并不是政府的职责范围，剩下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了。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有一定改善，但是总体上依然十分落后。不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全国范围内，我国的公路、铁路、地铁密度，都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还有好几倍的提升空间。全国各大城市，甚至县级城市，普遍存在的拥堵病，是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最生动的说明。刚刚发生的北京“7·21暴雨灾害”，以及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的内涝，清晰地告诉我们，城市的“内功”欠缺太多。这些看得见的需求引导的投资，应该不会太错，既方便了生产生活，还能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先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基础设施落后有很大关系。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之外，还需深化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制度能量。已经发生的汇率机制改革，刚刚开始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争论、试点已久的土地、户籍制度改革，虽然都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已经开始。国企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该择机再出发了吧？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