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小伙刘凯，在温州打工攒了1.5万元辛苦钱，也怀揣现金上了火车，与傻根不同的是，他没有遇到扒手，但是他却一口咬定车上有贼。于是从紧捂胸口，到脸色发红，最终他紧张地大喊：“有人要抢我的钱，就是坐在我身边的人，你们要保护我！”贵州高级心理咨询师王靖分析，旅途综合症，多发于长途列车旅行者，诱因在于旅途困顿，情绪压抑，精神紧张及对人身安全怀有恐惧等。(12月27日黔中早报)

　　某种意义上类似的与春运有关的“旅途综合症”现象，多发于贫弱群体。一者，高收入群体或上层人士，有着更优良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也有着更安全的带钱回家过年的方式可以选择，他们当然不会担心有“贼”；二者，由于富裕群体或中高端群体，有着相对充足的财力物力，也断不会像这位小伙子一样，仅仅拿个万把块钱就会“紧张成这样”。所以，在火车上“怕”贼的小伙子反而折射出来的是基层贫弱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整体上的生存焦虑。

　　这样的现象与个体当然有关，但也与农民工群体或打工群体整体上的收入水平不高有关。如果说我们的外出打工者，可以比较容易获得相应对报酬，不会被欠薪、不会因为某种原因时时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或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排除外界环境不良刺激的能力也会强上许多，他们当然就不会“杯弓蛇影”。另一方面，也只有真正的“血汗钱”才会如此珍惜，也只有他的全家可能就得依靠这一万余元才能过上年的“担忧”，才导致了他的“怕”偷和旅途综合症的产生。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成果分配公平些，而不是行业之间的巨大落差，甚至某某高管炫耀式的晒自己比数百个农民工年收入还是高的“年终奖”所体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不仅一些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个别农民工群体身上存在的“怕”贼式的旅途综合症也能最大限度避免。

　　小伙子紧捂一万余元“怕偷”，更提醒社会和相关部门更应善待贫弱者，这本身也是一份社会公平和社会良心的体现。在相关春运的保障上，我们是否应该给这部分群体提供一个更方便的购票程序？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宽松的乘车环境？将火车上的食品商品的价格降下来？提供一个更方便的医疗救助？乘警们的责任心更强一些、治安状况更好些？这些都体现着社会公平的一环和相关部门责任心如何。也只有让底层者从制度上得到更到位的呵护，不仅让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多起来，以增强社会自信心，也应通过一个制度性的设计和公众的自觉，给予他们一个人格的尊重。这样的“怕”贼心理才会消弥到最低。

【来源：四川新闻网】

【编辑：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