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成（财经评论员）

　　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发改委专家邱爱军指出，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这位专家可谓说到了点子上。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就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而只要这些福利政策依然存在，并且继续和居民户籍密切相关，中国的户籍改革就不可能推行开来。

　　我们看到，在户籍制度下，存在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但造成社会不公的，是社会权利安排本身，是为了维持这种权利安排，才会有户籍制度的出现。户籍制度的存在，也是为了维持这种权利安排，而不是因为先有了户籍制度，或者为了维持户籍制度，人们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安排。

　　比如说是政府为了阻止农民进城，才会搞出户籍政策，是政府为了维持城市居民的特权，才会继续推行户籍制度。而不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人们才阻止农民进城，也不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城里人才有更高于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们得弄清楚才行。

　　据经济学家周其仁考证，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前身其实就是俄国沙皇时期的“普罗皮斯卡”。当时的俄国统治者为了限制城市居民流动而搞出这么一套制度，一个城市居民你要先得到这么一张卡，才能在国内“合法流动、入住、居留”。当时的农奴呢？根本就没有权利得到这么一张卡，也根本就没有权利在国内合法流动、自由迁徙。

　　后来这套制度被斯大林继承了下来，目的也是为了农民人口流动。接着又被将苏联树为“老大哥”的中国学了过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户籍制度，其目的一样简单，就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阻止农民进城。

　　幸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一点开始有所改变。1984年出台的一号文件有这么一条：“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可以这么看，在这条政策出台落实之前，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权利是被压制着的，在城里“务农、经商、办服务业”成了城里人的特权。而只要对农民的各种权利压制只要越广泛和严厉，城市户籍的相对价值就越大，农村居民要获得城市户籍也就越难。当年对许多人来讲，“农转非”是一件人生大事，也是一件难似登天的事情。

　　如今一个农村人要获得城市户口，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难了。就是因为农村人的权利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而城里人的特权也已经没那么多了。同样的道理，现在户籍改革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城里人的福利还是太多了。

　　比如说北京户口对人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资源的严重倾斜。现在几乎全国都在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北京的义务教育和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村的义务教育，其水平完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你得掏好几万、十数万甚至几十万的赞助费，才能把孩子送进北京的学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要想真正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城市居民的福利倾斜，削减大城市的户籍价值。比如说，如果当我们要搞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是否就应该采取诸如“教育券”这样的办法，让教育经费可以更加平均地分发到全国孩子手中去，而不是把更多资金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之中。

　　教育只是诸多社会福利中的一项，许许多多其他社会福利，也一样会增强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的户籍价值，从而阻碍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户籍改革有所进展的话，也许不能光盯着户籍制度本身，而得把眼光投向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政策。

　　如果一边要给城里人保持高福利政策，一边要让所有人可以自由落户城市，那政府财政肯定难以承受。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出现各地市长反对户籍改革的情况。试问，如果说北京人在教育方面的福利没有任何削减，却又允许所有人自由落户北京，那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