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的部分三鲜水饺,被北京市工商局检测出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批次为20110628106A。该批次水饺已经在北京全面停售。于是,从南到北,国内各地的该款水饺纷纷下架,是否下架的本身便已成为各地的本土新闻。从各地的报道来看,多数是在庆幸本市的超市和零售店里并没有该批次水饺,对于“思念”牌水饺的其他品种,或者该出事品种的非出事批次,多劝导可放心食用。
新老旧账一起算的“思念”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常见的引起食物中毒的致病菌,在空气、水、灰尘、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中皆能找到,常见于皮肤表面和上呼吸道黏膜,它将引起不同程度的化脓性炎症扩散疾病,如疖和痈、中耳炎、鼻窦炎、骨髓炎、脓毒病等。它极容易污染到食品上,比如通过食品采集、加工、销售渠道上的人员带菌,食品在加工前便已带菌,加工或运输、仓储时受到污染等。
对此,“思念”食品副总经理贾国飚说,“按国家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水饺中确实不得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按照新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被检出有问题的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是达标的”。几乎在所有人看来,这句解释背后的意思是,食品安全标准要降低了。
按照目前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水饺在内的速冻食品不得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到2006年GB19295-2003《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卫生标准》第一号修改函,再到近日卫生部公布的《速冻面米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到速冻面米食品国家标准的变化。
具体对于本次食品安全事件的主角—金黄色葡萄球菌,今年9月6日,卫生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速冻面米制品标准意见征求稿》,在“生制品的微生物限量”中规定,每克生制品中检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只要在1000-10000个之间,都为合格。同时,取消了酸价、挥发性盐基氮、黄曲霉毒素B1、总砷的标准。
根据其他新闻,“思念”食品发生此次成批量的质量危机之前,已经陆陆续续爆发出单个的质量问题,有些甚为荒诞。2011年4月,有北京的消费者李先生在吃“思念”荠菜水饺的时候,吃到了一截吸过的烟头;2010年3月,秦皇岛消费者吃“思念”水饺也吃到了烟头;2011年3月,有广州消费者发现“思念”葱油花卷严重霉变;2009年,深圳消费者在“思念”金牌猪肉荠菜水饺中吃到了创可贴;2010年,山西消费者在“思念”黑糯米黑芝麻汤圆里吃到了圆铁件;2008年,河南消费者在“思念”韭菜鸡蛋水饺里吃到了比花生米大的玻璃,当场割破了嘴。所有这些事件,都上了媒体,从新闻进展来看,几乎所有倒霉者们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甚至说还算像样的赔偿,赔偿金从12元到800多元都有,通常以购买价格的十倍为公司的最高谈判底线。所有倒霉者都对“思念”公司的傲慢态度表示愤懑,而公司领导人只是表示自己不知情,同时依然信誓旦旦对外宣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控制是如何严格。
“负提高”的安全标准假如仅仅就事论事,不再追究“思念”食品之前频繁发生的质量事件与近期的大危机带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仅将观察点着眼于国家标准的修改。可以看出,不仅是食品业,很多行业的国家标准修改,在公众看来,是将安全标准负提高。
“思念”的不断出事,可以看作中国食品行业的一个缩影。公众自然认为,既然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重重,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国家在制定食品行业的标准时,理应更加严格。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的标准在要求上应该越来越高。
多数人都失望了,在三鹿奶粉为代表的全国乳业质量危机之后,他们等来的是卫生部在2010年4月发布《生乳》在内的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国标规定的生乳中蛋白质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不超过50万,下调至不超过200万,均为历史新低,也是世界最低。可以对比,在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
官方的解释是,为了照顾广大奶农的利益,从尊重国情现实出发。因为以散养为主的小规模养殖,无法生产出高品质的奶。对此,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大加斥责:“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他同时指出中国的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国家乳制品订标组原副组长曾寿瀛惊呼:“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
不仅是食品行业,“苏泊尔”不锈钢器皿在今年被发现质量不合格,从8-10月,“苏泊尔”被哈尔滨工商局查出有81个型号的不锈钢器皿不合格,存在锰含量超标、镍含量不达标的问题。但在10月23日,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卫生部2010年对《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GB9684-1988)进行修订,修订版已于去年在网上公示,但迄今尚未正式颁布。从新的国家标准来审视,“苏泊尔”的违规产品是合格的。
但是,法律只有在通过以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思念”水饺和“苏泊尔”器皿一样,都是违背了现有的法律,“思念”食品副总经理贾国飚拿新国标来辩护,不具有合法性。
但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实是,这些新的、越改越低的国家标准相继通过之后,社会能接受它们吗?它们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以玩具出口为例,由于今年7月20日起,欧盟开始实施号称史上最严的《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对特定重金属的限制从8种增加到19种,并首次禁用或限用66种致敏性芳香剂等;美国则发布了玩具中限制铅锌含量的新规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相继出台易触及部件的材料中可迁移铅含量及玩具铅含量的新标准。中国目前执行的玩具生产标准是2004年10月实施的《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此标准与此前欧美标准在有害元素可迁移限量上的技术指标是等同的。这造成了中国玩具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增加,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量玩具制造企业,本来便是缺乏自主意识,依靠代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都上涨的时候遇到如此变数,只能放弃这个行业,或者变换出口的国家。
同样的,在农产品上,比如日本在2006年设立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限制了中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发展。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这一制度影响到山东、辽宁、浙江、福建、河北等主要出口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中国国内有声音将其视作技术壁垒,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农产品生产的成本,仅仅在检测上就要消耗很多资金。中国生产的蜂王浆成为最早受到影响的中国产品,当时中国的蜂王浆生产企业遭遇了退货。但国家保护国民的人身健康,这是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的企业与农民能做的,是提高农药、兽药的检测技术和设备水平,出口企业改进管理模式,总之一切与国际标准接轨,除非舍得放弃日本这个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与其说是技术壁垒,更适合说成是“国际考试”。
但面对国内市场时,则生产方不会受到如此繁琐的束缚,更多时候,连相对较低的国内标准都达不到,却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得到有关部门的默许而走上市场。这种双轨制现象,已经随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而日益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人们对此诟病很多,但埋怨归埋怨,有效改动之举犹如所有领域的改革一样,沉疴重重,难以迈步。
而距离公平走得更遥远的是,特供食品纷纷走进机关食堂,特供蔬菜、特供肉食并没有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标准对其进行细致规划要求,但其生产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毒性危害,无疑大大少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这悄无声息地证明了,政府知道国内食品的不可靠,购买时可以不计成本的话,肯定选择污染少的特供食品。通胀之下,普通民众在食品支出上感觉负担日益加重,菜市场和超市里的有机食品货架因为价格高昂而问津者少,可见多数民众在收支衡量的基础上,还是放弃了没有使用农药的绿色农产品,仅仅因为它们贵。
坠落的食品安全标准
根据一位曾经为河南速冻食品企业做过营销顾问的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2005年后,行业内发生了几个知名品牌被查出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问题,河南速冻行业便由几个带头人开始联手运作改变国标了,当时有企业还将其参与制定行业国标的行为,用于展示其行业竞争力的一部分。所以,此次速冻食品新国标放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要求,被指是速冻行业企业的共同呼声。这被人称之为几个大企业绑架了一个行业,大企业们联手参与改变国家标准,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转嫁了生产成本。
不仅仅是速冻食品行业,国内几乎所有的制造行业,都无可避免出现行业被企业绑架的现象。市面上,就有“一流企业卖标准”的说法。如此,在保护企业和行业利益的同时,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因为利润的容易获取,企业疏于在科技上追求进步,这会使企业逐渐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王丁棉在今年6月曾指出,蒙牛出口被退回来,牛根生走后门,出口转内销,把2500吨退回的牛奶推到广东。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为主,越改越低的国家标准肯定不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企业在生产出口产品时用的是国际标准、或者对口国家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比国内标准严格。但消费者在信息发达的时代里已经可以轻松拥有选择的权利,从海外奶粉代购业的发达,可见一斑。
在制定国家标准时,要普遍听取业内的看法,公开意见征集过程,而不是依靠几个大企业、几个学者闭门制定出来。
当前,中国产品在安全问题上,比如何订立更加合理的国家安全标准更急迫的是,如何执行既有的法规,使产品在最低限度上落到安全底线上。仅仅从“思念”速冻食品屡次被消费者们吃出各种异物来看,在高温下可以被杀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算得了什么呢,100摄氏度的沸水温度对于消除烟头、创可贴是无力的,更不用说金属和玻璃了。
不论大小,从一杯牛奶,到一栋大楼,在各自的生产过程中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在质量和安全上的监督。这些各自领域的专业质检部门,在各行业的人看来,都是以权力获得丰盛利润的场所。很多所谓的检查,只是走过场、吃饭、收钱、娱乐的事而已,钱花到位了,检验通过的红章一个个盖下来。谁来约束执法者不徇私枉法?这是再多的国家标准也无能为力的。
【评论】国际高标准,你咋不接轨?
从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再到近期思念、三全的“细菌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似乎总是离不了那些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仅为23%。(11月23日经济参考报)
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低,地球人都知道,但是没想到能低到这个程度。天天喊着要与国际接轨,可实际上真正能与人家接轨的却只有区区两成,而且更让人不满的是,国内标准并不是远远地把人家甩到了后面,而是跟在人家后面跑。很显然,这样让人脸红的数据着实挑战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底线,无怪乎食品安全问题让国人一日数惊,无怪乎质检总局前些日子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测合格率超过90%大家都是一脸的苦笑。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仅两成接轨国际,连名企都频频出问题”的尴尬现实,终于为我们验证了一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一点:与其指责商家道德的血液缺失,不如说是食品安全标准太不争气。我们就不明白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食品安全标准上要求再严格也不过分,可为啥咱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民众也懒得追问。我们只想知道,这样摆明了“自废武功”的国内标准除了为某些本不应该合格的食品换取一张“符合国家标准”的通行证,为我们的食品安全制造一个虚幻的歌舞升平外,还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不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必然会成为被嘲弄的对象。毕竟,严格的标准可以遏制商家牟取非法利益的冲动,而“牛栏关猫”式的标准却只会刺激商家越过“雷池”的欲望。也就难怪在动辄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中,某些厂家“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的噪音如此的刺耳却又无懈可击,让民众心中充满了无力感。食品安全标准本来是民众的“守护神”,现在却成了“稻草人”。
说实话,中国消费者的肠胃并不会因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有了远超外国人的抵抗能力,能把“内外有别”玩得风生水起的国内企业更不存在生产上的技术障碍,既然如此,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允许国内的食品安全标准继续在这样的低水平运行。
在食品安全标准上,少一点儿“中国特色”,多一些与国际接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仅两成接轨国际”固然是企业的“黑名单”,又何尝不是对职权部门的控诉?但不知,相关部门是否听到了民众的不满,是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否下定了决心要改变这种内外有别的局面?在食品安全标准上,别动不动就让国人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