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嘉宾简介

马红漫，经济学博士，知名财经评论员。目前主要从事财经新闻的评论分析工作，在第一财经频道担任《财报天天读》、《实盘追踪》、《财经时评》等栏目的主持人与评论员。

笔者最近回了趟北方老家，由于刚刚下过今年第一场雪，北方天气变得非常寒冷，而同样寒冷的则是一些商品价格。近一两年来曾经持续在高位运行的农产品价格，最近出现了明显的降价。当初动辄每斤二三十元的红枣、核桃，如今降到只有每斤不到10元左右。而冬令时节北方食用量最大的大白菜，居然连扒得干干净净的所谓“净菜”也只有每斤0.1元左右。

央行降准显示货币政策转向

如此的场景变化，让一直关注经济的笔者不禁感慨“今夕何夕”词语。最近一年多来，我们听到最多的词语就是“涨价、涨价、涨价”，而涨价的龙头商品恰恰就是农产品，诸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苹什么”概莫例外。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经济学者们一直不断地呼吁，在面对农产品高价格的同时，也必须要关注“蛛网效应”的突然爆发，也就是要防止农产品价格出现突然下跌。但未曾想到，年关未到，很多农产品价格就已经开始出现滑坡式下跌。要知道近一两年来，北方普通城镇的大白菜价格最高达到每斤1元以上，较之于此，当下0.1元每斤的价格跌幅达到九成了。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相机抉择”这句话，其中的含义就是调控政策必须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即如果经济过热则政策紧缩，如果经济衰退则政策刺激。但问题是，历史经验一再表明，经济形势由过热转为衰退，或者由衰退转为过热的过程之快，往往会超乎人们的预料。或许今日我们还在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而忧虑，而明天经济衰落与物价紧缩就已经到来。而那本应该“相机抉择”的调控政策却没法做到及时转向，反而成为助涨或者助跌的帮凶。

在11月的最后一天，央行突然宣布调降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与很多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调控政策变化，具有明确的调控政策转折信号意义。当然，笔者认同主流市场预期，即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来年货币政策的定位，仍将是以“稳健”为基调。但是，调控政策基调的“稳健”与具体调控政策措施偏于宽松并不存在矛盾。

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是全年的政策基调，而重大货币政策调整其实是以季度为单位进行调整，因此央行每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总会出现一些变化调整，类似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少见。即将过去的2011年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同样以“稳健”为基调，但是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现实的货币政策其实应该以“紧缩”为标签。

举例而言，今年以来很多想买房的人，即便是符合调控政策要求要想及时拿到贷款都非常困难，甚至要排队几个月才能得到银行放贷。大量中小民营企业也受制于商业银行贷款困境，甚至在江浙一带有企业被银行忽悠“还清贷款、增加额度”，但贷款还清后却无法获得贷款的事例出现。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政策的强力收紧，使得商业银行信贷额度被大幅度削减，商业银行并非不看好房贷质量，也并非不愿意帮助困境中的民营企业，但是银行也同样是无钱放贷，只能望市场而兴叹。

2011年或是新一轮衰退起点

既然“稳健”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可以实质“紧缩”，那么我们又为何不能够在“稳健”背景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呢？笔者认为，此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恰恰就是货币政策由“实质紧缩”走向“实质宽松”的开端。对此，公众、特别是投资者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必须要明确的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方向性变化，从来都是转折性的变化。一旦“两率”由升转降、或者由降转升，都意味着新一轮的货币政策周期到来。说得直白点，“两率”不可能今天降低、明天提高，也不可能今天提高了，明天又突然降低。一旦存款准备金率开始下调，就意味着未来可预见的经济周期中，存款准备金率都将是下调，直到出现明显的经济形势变化为止。可以说，“两率”任何一次的方向性变化，都是在对经济形势充分分析判断之后的决策，绝不会根据短期经济变化而轻易做出。至于日常性的货币供给总量环境，则是由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来负责调控。这是非常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常识，但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论者对此缺乏认识。

如果从中国经济周期长期波动时间观察，我们就更加可以明确调控政策实质性转向的判断。目前学界对中国经济周期的长期变化规律尚无法达成共识，但是笔者建议大家从“危机后周期”角度去观察，就能够看到其中有明确的规律存在。当下的经济运行处于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的背景之中，如果对照上轮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就不难发现经济周期运行和调控政策抉择的相似之处。

1998年面对严峻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中国宣布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走出危机阴影，并且迅速开始出现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为代表的投资过热的问题。以至于到2000年，调控政策目标变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其实质就是要实行偏于紧缩的调控政策措施，并且以行政性调控手段直接关闭了一大批投资项目。但是其后在2001年，强力紧缩的调控政策措施又开始“被紧缩”，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基调调整为“扩大内需对外开放”，偏于鼓励的政策措施又重新回来。由此可见，在短短四五年时间中，面对金融危机调控政策迅速转为刺激措施，但随后又迅速转为紧缩，直到紧缩措施逐步恢复到相对稳定的政策基调。

历史总是相似，当然历史也并不会完全相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促使了2009年强力刺激性政策措施的出台，以公众耳熟能详的“4万亿投资”措施为典型。由此，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因为海外危机而衰退，反而在2009年迎来了股市和楼市的小牛市行情。与2000年刺激政策转为“加强和改善调控”一样，到2010年和2011年，面对超级宽松货币带来的物价上涨，控通胀成为首要的调控政策目标，调控部门不得不转而采取实质紧缩的政策措施。而当下，也就是在2011年底的时候，就仿若十年前的2001年年底，偏于宽松的调控政策措施，以及防止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逐步成为必然要呈现的政策选项，而公众要做的则是拭目以待。

2011年底和2001年底之所以如此相似，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人不可能战胜市场”。面对突然而至的经济危机，调控部门必须要拿出最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出现一些刺激政策过度问题并不奇怪。而在危机中的人们对于其后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问题，往往会缺乏准备，因此在物价上涨之初会缺乏准备，以至于其后补救的紧缩政策措施会再度过于严厉。由此，类似于2001年的政策修正期接踵而至，其实并无异议。

当然2011年底不可能完全与2001年底相同，在笔者看来，来年我们将面对的经济衰退压力要远超过2002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区域性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主体的欧美并无大碍。而当下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欧元区的独特金融市场形态，以及欧洲国家长期高福利的背景而言，欧洲经济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几乎是遥遥无期，甚至金融市场存在欧元崩盘分裂的可能性。由此而言，2012年的经济形势受到外围经济冲击的影响很大，一旦欧美经济衰退情况比预想的恶劣，中国经济再度被拖累也就难以避免。这一点比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险程度要高得多。所以，对于2012年调控政策目标而言，必须要把防止金融风险和预防经济下滑作为选项之一。这会更进一步强化调控政策趋于松动、趋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必然性。

公众需要微观福利提升

综合以上几点内容，我们不难看出，11月底的首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应该理解为货币政策实质性转向的开端。未来存款准备金率继续调整降低、乃至出现降息举措，都是可靠的政策选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就应该为经济形势变化承担全部责任。恰恰相反，笔者一直注重观察货币政策的变化，但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应该发挥的积极效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配合才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短腿的政策措施，单纯依赖货币政策的做法只会让经济结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最近有一个新闻事件值得研究：河南滑县农民韩岗的80亩萝卜滞销。由于销路不好，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数万人拔萝卜，萝卜被拔光了。但他种的红薯也被偷了三四万斤，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只剩下三分之一，损失惨重。对于这一新闻，很多评论观点从道德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更多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萝卜被抢的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非常深刻的经济因素：其一，农产品价格下降是事实，萝卜每斤只有三四分钱的价格，表明农产品推升的物价上涨问题已经明显减弱，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的确已经开始减缓；其二，劳动力成本在上涨，以至于雇人收购萝卜已经不再划算，那么同样的企业生产的人力成本压力也在加大；其三，很多公众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甚至仍然处于艰辛之中，因此尽管市面上的萝卜价格并不算高，但是免费萝卜依然会吸引数万公众不辞辛苦跑到农村拔萝卜。

透过对这一“抢萝卜”现象的经济学解剖，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固然期望物价降低，但是物价降低与公众真正福利提升之间却存在错位。而期间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可能解决农产品供给和价格的周期波动问题，而财政资金保价或者补贴政策措施，是有可能维持市场相对稳定的。此外，尽管通货膨胀压力减轻，但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却不能因此而弱化，必须要考虑到扶持弱势群体的发展。农民工工资得到有效提升之后，企业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以至于很多民营企业无力维持生产。此时就需要针对性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措施的跟进。而这些政策措施恰恰都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理应长期维持并推进。

总之，如果要预测2012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并不困难。但问题是，公众需要的是与总量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微观福利的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的持续下调意味着整体经济环境将更加有利于企业和投资者，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福利短腿、财政短腿问题，却再也容不得任何的拖延了。□马红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