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不起补课费,不堪老师再三催讨,安徽两名小学生选择了服毒自杀。这起未遂的自杀事件,让教师强制有偿补课的潜规则染上了血色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走进教室。
对安徽省阜南县第二小学(以下简称: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们来说,12月1日这个星期四的下午,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班主任郝老师正按照课程表,给他们上语文课。而明天,被教育局停课一个多月的姜老师,将准时出现在教室,教他们数学课。
唯一有些细微变化的是,姜老师回来了,但他们的两个同学———因补课费而服毒自杀未遂的周周和平平,已经转学到别处,再也不会走进这间教室。
催命的补课费
自杀起因老师催要补课费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
一个多月前,10月24日下午放学后,就在这间教室里,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女生平平和周周,当着其他两个同学的面,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所幸抢救及时,并没有生命之虞。
喝农药之前,12岁的周周在黑板上写下了上述遗言。
据周周的父亲周家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导致他女儿喝农药的直接原因,是姜老师不断地催要补课费。当天下午上数学课时,姜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问周周600元补课费什么时候交。
“老师的话语和眼神让我感觉到特别难堪。”事后,伤心的周周告诉父亲。
在新学期开学后,周周参加了姜老师在外面开办的补习班。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新学期报名时,姜老师两次以孩子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不让报名。直到参加了她的补习班,第三次才报上名。”事后,周家亮才从老婆嘴里知道这一情况。
因家庭条件差,周周补课的事情,周周的母亲一直没有跟丈夫说。她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老师能对孩子好一点,照顾一些,“就把补课费当送礼吧”。
临近期中考试,老师开始收补课费,平常就有些怕父亲的周周,不知道怎么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
10月24日这天,姜老师第三次追讨补课费,周周觉得很没面子,说不想活了,立即得到了好朋友平平的响应。
在平平这个13岁女孩的眼中,自己心情不好都是因姜老师造成的。姜老师爱在同学面前点名骂人,甚至拉到门外罚站,发怒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怕”。
事发前,平平告诉过父亲王峰,姜老师一直对她不好,动不动就找茬儿,以作业没做好为由,挖苦奚落她。
最让两个孩子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座位一直被安排在后面,“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
平平事后告诉父亲,她曾被语文老师从教室后面的角落里调到中间位置,但因为没上姜老师的补课班,马上就被姜老师调回原来的座位。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了两次,中间才相隔几节课。
这件事,让王峰一想起来就心痛。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两个女孩心里堵得慌,压抑得“不想活了”,决定以死抗争。
因为补课费以死抗争,这并非第一起。同样的一幕,七年前在山西早已经上演。
2004年3月22日下午放学时,山西省大荔县高明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张小红,让学生第二天早上交英语补课费。
第二天,大部分学生都按要求交了10元补课费和1元电影费。学生苗苗没有交。放学时,张老师再次提到交钱的事,并声称再不交钱就不要来上学。
苗苗因未拿到规定应交的钱,害怕上课时让老师撵出去丢人,便在家中喝下“久效磷”农药。幸亏母亲发现及时,经医院抢救,终于死里逃生。
相对于这两起事件中的三位小学女生,河北省阳原县西关小学10岁的小男孩壮壮,却没有这么侥幸。
就在周周和平平服毒自杀的前一天,壮壮因为骑自行车去老师家补课,半路上和一辆三轮车相撞,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无偿补课”结论滑稽
“姜老师没有向学生宣布收补课费,也没有说不收补课费。”
这句来自于阜南县教育局11月14日《调查报告》中的话,也是目前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最后结论。
阜南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发当天,他代表教育局给阜南二小作出了三点指示:姜老师停课接受调查;学校垫付服毒学生住院费;为两个孩子请心理老师进行疏导。
事发后,家长对老师收费补课问题进行了投诉。在把两个女孩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之后的10多天内,教育局抽调监察室和安全办人员组成调查组,连续进行了两次调查。
11月7日,因安徽当地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涉及到补课费,引起了阜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有了第三次调查。
据调查,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成绩整体偏差,因考虑明年要上初中,应部分家长的要求,开学时姜老师便给全班98名学生家长都打了要求补课的电话。
自9月15日开始,到事发10月24日停办,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姜老师与班主任郝老师在阜南二小附近的粮油四部租房子,组织本班20多名学生,每周二至周五下午4:40到6:50进行补课。周三周五由姜老师补数学,周二周四由郝老师补语文。
补课是否属于有偿补课的问题,调查组未查实。
当这个调查结论一公布,其公正性立即遭到了两位学生家长的质疑。
首先是调查组人员的结构问题。虽然前后成立了三个调查组,进行了三次调查,但除了最后一次有一位县政府督查室领导参加外,整个调查组没有纪委和监察局等第三方人员参与,基本上都是教育局干部关起门来自查,等于老子查儿子,无公正可言。
其次,两名孩子和学生家长,是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但直到调查结束,前后成立的三个调查组,竟然没有一个人找举报人、找这两名学生家长了解过相关问题。
就学生家长的质疑,朱亮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对这两名学生,调查组没有进行正面接触,主要是出于人道,怕她们再一次受到伤害,影响她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至于两位学生家长,我个人当面和电话中,曾就此事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流。”
朱亮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袒护姜老师的意思,但她不承认收费补课,学生家长手里又没有具体证据,调查组也没有办法。
说到证据,周家亮说,在阜南县城的大街小巷随便拉住一个学生家长问问,哪个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先上课,等学期结束时再交补课费。这样即使教育局检查时发现了,也是“无偿补课”。
“不可能不收费。这个老师要不傻,要不就是活雷锋。否则,她有必要自己花钱在外租房子开这个补课班吗?我们是不是要评她为劳模,供全社会学习?”
阜南县一位主要领导也认为无偿补课的结论“滑稽”。
密切关注此事的网友,甚至给教育局领导设计了这样的台词:“老师补课是无偿的,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学生家长被“自愿”
“只要我问心无愧,随他们怎么讲。”
姜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办这个补课班,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补课费。主要是学生家长自愿,怕孩子升不上初中。”
对家长“自愿”补课的这种说法,王峰认为“可笑”。因为家长如果不“自愿”,老师治学生的高招可太多了。
如通过故意批评、座位前排调后排、罚抄作业、新学期到校不让报到、免掉班干部、评不上三好生、体罚孩子,甚至停课,连续多次找学生谈话,请家长等这一系列“特殊照顾”。
即使有个别学生家长知道老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办班补课,这样既剥夺了学生正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又增加了自己的额外负担,但迫于望子成龙和相互攀比的心理压力,虽然苦不堪言,最后也不得不“自愿”了。
这次事件中的周周,姜老师就是多次以她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拒绝让她报名的。
对好坏不一来到补课班里的学生,老师美其名曰:“好的来提高,差的为补习,一般的是辅导。”
当然,也有少数家长,并不“自愿”要求老师给学生补课。
江西省南昌县富山乡,一位叫涂义民的农民因拒不交纳学校要求交的孩子双休日补课费,最后被校长带一帮人打伤。
虽然那位校长最后受到了处理,但并不影响广大老师要求学生家长“自愿”补课。
现在这种“被自愿”的事,落到了阜南县3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程师傅身上。
在送记者去周周家的路上,程师傅说,他女儿读小学二年级,从去年到今年,老婆已经向他唠叨了好几次,说班主任几次捎话让女儿去他家补课。收费标准为,中午管一餐饭,一学期2800元。
程师傅在县城跑出租,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两千来块钱。让他闹心的不是女儿一学期的补课费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收入,而是怕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补课费交了,还耽误了学习。
邻居的孩子在考初中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了主要任课老师在家里办的补课班。让家长欣喜的是,自参加补课后,孩子似乎一下子变聪明了,语文、数学成绩突飞猛进。
然而,让邻居纳闷儿的是,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孩子的成绩又一落千丈,回到了补课前的起点,语文、数学双双不及格。
经知情人士点拨,这位邻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老师为了对得起家长付出的不菲报酬,通常会把即将测验、考试的题目透露给学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辅导学生相同的题型,以造成一种‘孩子成绩上去了’的假象。”
闹心归闹心,事到临头,程师傅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打算过完年赶紧把女儿送到班主任家补课,“这事再也不能拖了”。
其实,他也不敢拖。
教师的第二职业
教师靠补课捞外快,在阜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当地一位退休的马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到寒暑假、星期天,甚至中午和晚上,随便去一个班主任或主课老师家,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补课的学生,初中生尤盛。
2007年前,当地还只是个别老师趁暑假偷偷补课,然后逐渐发展到在外租房办班,在家里办补课班,甚至投资几十万元,专门买上一套商品房当作补课基地。
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老师“下旨”,家长执行,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师把补课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第二职业”。
比如姜老师办的这个补课班,20多名学生,人均收费600元,一学期收入12000元,不低于她每月2000元工资的总和。
就在此事发生前的上个月,实验中学高一的一位班主任在校外租房,规定学生每周六补课一天,每人每学期收300元,不去补课的,以晚自习为由收费200元。
按一个班有学生60名,补课与不补课的人数各占一半来计算,共收费15000元,平均下来远高于他的月工资。
阜南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25元。
周家亮有两个孩子上学,女儿周周户口不在县城,托关系交了8000元借读费,已经耗干家底。一学期再交600元的补课费,对他这样靠种地为生的家庭,已有些力不从心。
而阜南二小3000多名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有的家长为此不得不分期付款交补课费。
不过,在补课老师眼中,这点补课费并不高。相比南方一些发达城市,小学一个班主任老师,给五六名学生补上20节课,就有上万元的报酬,他们不过是收了点小钱。
但就是这点看似不起眼的小钱,短短几年间,让当地一些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拥有了两三套商品房,开上了私家车,身价百万元,一跃成为标准的中产阶层。
因为利益的驱动,补课不仅成为老师新的经济的增长点,而且已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产业。
补课老师有时会借用别的学校教室为本校学生补课,或是以和社会力量联合办学为名给学生补课;再就是以学校教师被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聘用为名招揽本校学生补课;也有的老师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由开各种新课补习班。
对这种补课致富,阜南二小的李校长说,并不完全是社会上所说的,都是老师为了捞钱。有一部分家长,想通过给老师补课费,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客观上纵容了老师。
当地几位重点中小学校的老师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些家长执意邀请他们补课,出于礼貌,他们不好拒绝,于是就“故意”抬高价钱,希望那些家长“知难而退”。
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阻止家长们的补课热情,反而使得水涨船高,补课费越来越昂贵。
相关处罚过于仁慈
对多年来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收费补课,难道教育主管部门毫不知情?
“老师在补课班上讲,只要媒体不曝光,他就不害怕。”马老师告诉记者,其实在每学期结束时,各学校校长都会打招呼让教师不要在校外办班补课,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制止,可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不让媒体曝光,校长和教育部门是不会管的。
即便有人举报了,通常的处罚也就是取缔补课班,退回补课费,老师写检查,通报批评或记过,被开除的几乎没有。
这次姜老师事件,虽然遭遇省内外多家媒体报道,结果似乎也不例外。
11月21日下午,阜南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校长大会上通报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给予姜老师记大过处分,给予李校长和班主任郝老师记过处分。”
得到这个消息,姜老师的态度是“能理解,无所谓”。
这种“一年(记过)或一年半(记大过)不参加评优评先,晋级提拔”的处罚措施,对老师的个人前途影响并不大,马老师告诉记者。
事发后一直要求开除姜老师的家长王峰,认为这种今天纸上记一下,明天就过去了的“记过”式处罚,过于仁慈,对补课老师根本起不到震慑警示作用,甚至是鼓励和纵容。
“如果不信,你问问阜南二小的领导,现在还有没有老师在校外收费补课?”
当记者把王峰提出的这个问题,当面请教李校长时,他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能保证没有。”
“即使开除了姜老师,谁能保证,阜南就能彻底清除收费补课现象?”李校长认为,在目前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靠某一地区或学校对老师从事收费补课作出限制和规范,的确有难度。要杜绝此风,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系统性地制定和出台具体法规条例,予以规范。
“我不想让此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县委一位领导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刚开始,教育局的处理意见是将姜老师调离教师岗位。但看到她丈夫暑假刚出车祸,她自己又出了这个事,从挽救和教育的目的出发,我们不想一棍子把她打死。”
“不要再纠缠责任了,因为孩子毕竟没啥大事。”事发后,有人劝王峰。
与王峰不同,周家亮的态度更近乎息事宁人:“小孩子没事就完了。”
在宣布这个处理意见的当天上午,当周家亮和王峰与李校长签完“二小承担两个孩子全部住院费(15000多元),补助给每个孩子6000元的营养费,为她们请一个心理辅导教师,并安排到其他学校上学”的协议后,一走出阜南二小的大门,周家亮便拿出手机,删除掉所有与此事有过联系的记者和律师的电话号码。
作为家长,周家亮不想再提及这件事,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已经转学到外校读书的女儿。
11月28日的下午,当《法治周末》记者在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周周和平平曾经读书的教室,问一个叫欣欣的同学:“如果下次遇到老师办补课班,你去还是不去?”
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后,回答说:“应该会去,也应该不会去。一切听妈妈的!”
那么,妈妈听谁的呢?
作为学生家长,王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别说600元,10万元我都会掏。”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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